1 中国为什么需要节能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投资推动和高增长。近三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为9.5%;在大部分时期，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于40%;现在接近50%。中国经济中的主导一直是重工业。在1985年，重工业比重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55%。1990年降到50%，2000年回升到60%，2005年高达69%。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引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下，重工业，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在近几年经历了最快速的发展。

　　为何中国需要这么多高耗能产业?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城市化进程。根据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的要求来估算，如果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大约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首先，根据1990-2004年的统计数据估算，城镇居民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千克标准煤)大约是农村居民的2.8倍;其次，推动城市化进程要求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铁，这些都是高耗能产业。

　　城市化进程所需的水泥和钢铁只能在国内生产。2006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达到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为中国生产这么多的钢材和水泥。因此，只要中国快速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望不变，重工化和高耗能产业，也就是能源消费的高增长不可避免。

　　中国还需要充足的就业作机会来支持城市化进程，这就需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廉价产品要求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源成本。在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低劳动力成本不是问题。事实上，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低廉。低能源价格是由政府用低资源税、能源补贴，以及控制能源价格上涨等手段来实现。这不仅影响到能源行业的效率，还影响整体能源效率。

　　近期中国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将能源需求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在这一基数上，即使能保持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能源需求的绝对增量也将是巨大的。2006年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总消耗的15%)。如果将能源需求降低到5%，年增加量也需要1.23亿吨标准煤。事实上，如果GDP增长为9%，以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很难将能源需求降低到5%。因此，2007年4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将201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目标控制目标为27亿吨标准煤左右。这是一个过于保守，而且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落后了的总量控制目标。因为即使所有的都做对了，仍然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调整经济结构和耗能方式来达到总量控制。

　　能源需求总量的问题是相对于能源储量和人口而言的。应当说中国能源资源储量并不少，但人口众多导致了中国人均能源占有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69%、7.05%和58.6%。以储量最丰的煤炭为例，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2001年中国煤炭的经济可开发剩余可采储量有1145亿吨。2002年用煤12亿吨，煤炭够挖100年;如果没有长足的储量增加，2006年再计算经济可采储量就只够用50年，这个数字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是按现在的年消费量(24.6亿吨)来计算的。如果现在把资源的承受能力夸大了，将来是一定要吃亏的。

　　中国人均能源消耗也处于很低水平，2005年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4、美国的1/7。人均能耗低导致对高能源需求的预期。只要中国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的25%，其能源总需求就会超过美国。只要人均石油消费达到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其石油消费总量将达到6.4亿吨，如果保持现在1.8亿吨的石油产量水平，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将达72%，超过目前美国的石油进口依存(63%)。

　　能源需求总量的问题也是相对于国际市场而言的。对于一个缺乏能源的小国家，能源需求增长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满足而不引起注意，对市场不会有实质性影响。相对于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来说，国际原材料市场和能源市场可能不够大，因而中国的能源需求变动足以引起国际市场的明显发应。例如，近期各大投资银行的预测报告都认为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是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扬的主要因素，这与先前中国购买导致世界石油价格飙升的逻辑一是样的。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至少中国的消费总量是国际市场十分关注的问题。不同于其它产品，能源需求弹性小，能源资源大买家常常没有价格的话语权，而过多依靠国际市场就等于把自己的能源安全置于他人之手。中国本身长久可靠的能源安全只能立足于国内储备，因为只有国内能源才在价格和数量上最终可控。中国的能源储量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

　　按目前能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模式(高投入和高消耗)，实现到2020年GDP翻两番、能源只翻一番的政府发展目标可能性不大。国内生产总值继续高速增长，城市化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快速，高能源需求增长的状况可能延续到2020年。如果动态地来看待能源问题，无论是已知的还是猜测的能源来源，以及期望的技术进步，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中国能否有供给充裕、价格合理的能源和环境来支持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担忧。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必须节能。

　　2 中国为什么需要减排

　　能源开发利用是环境的主要污染源。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涉及环境问题的所有领域，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和生态环境破坏等。事实上，许多能源问题来自于对环境的担忧。二氧化碳等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地球变暖，全球性气候异常，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增多;随着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而形成的酸雨使生态遭到破坏，农业减产;氯氟烃类化合物的排放使大气臭氧层遭到破坏;粉尘的大量排放则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高耗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工业结构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虽然对环境污染影响很难具体量化，但粗略地估算一下，目前的环境污染状况很令人吃惊。国家环保局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全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饮用不到洁净水，4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在中国11个最大城市中，空气中的烟尘和细颗粒物每年使5万人夭折，40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

　　其它一些指标也充分显示出环境状况的严峻性。目前，全国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70%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近1/5的土地面积有不同程度的沙化现象，近1/3的土地面临水土流失，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列居世界第一和第二。2006年，中国38%的城市未达二级空气质量标准。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座城市中，中国占了6个。还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二是在透支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

　　目前的增长模式正在给子孙后代带来巨额环境清理费用的重担。国家环保局对治理成本核算的结果表明，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的一次性直接投资占当年GDP的6.8%，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的老龄化，估计劳动力从2020年将开始缩减，出现第三代的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现象。如果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试想一下未来，中国背负着巨大环境清理费用，只有较少的劳动力和已经为数不多的资源来养活庞大的人口，这种情形将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目前仓促满足能源高需求的方式。由于缺乏有效的能源预测和规划，面对能源高需求增长，政府无法从容应对。从2002年6月到2006年6月，中国经历了严重的电力短缺。为了消除电力短缺，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电力产能。然而，这种做法有很大风险。现在看来，由于没有预测到这次电力需求高峰，为急于满足电力需求，对电厂建设所应当考虑的环境问题可能无法进行充分适当的评估。如果一个本来不该建的电厂却建了，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长达30年到50年，甚至更久。

　　《商业周刊》就“印度专题”曾引用一位跨国公司高管的话说：“如果你想在中国投资修建一条道路，只需要数量不多的人很快就能做出决策;如果在印度，可能要花费10年时间才能决定。”印度的体制拖延效率，但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虽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对，但就大型基础设施(包括能源)项目而言，为数不多的人做出的快速决策，往往容易忽视环境问题。

　　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很担心巨大的人口总量对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影响，最近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更加重了这种担忧。然而，为了维持低的能源成本，未来能源消耗仍将以煤为主。过去20多年的年均煤炭消耗量大致是12亿吨，今后的年平均煤炭消耗量至少是24亿吨。2005年70%的烟尘、90%的二氧化硫、67%的氮氧化物和7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来自燃煤。虽然双倍的煤耗不等于双倍排放，但是如何减排?国家环保局说，2006年是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一年。那么，2007年呢?

　　在重工化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护环境相当困难，尤其是在能源价格不能充分体现资源价值和环境成本的情况下。历史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无节制地利用当时低廉的能源，大量排污积累的结果是耗费巨大的环境治理成本。近年高能耗增长给中国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由重工化发展支撑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能源利用虽然使中国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却也快速地恶化了生态环境。物质生活如果没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还能舒适吗?

　　能源和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日益增大，直接威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2006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发布的世界环境质量“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体会到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实际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体会，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积累对人类造成的灾难可能是无法估计的。因此，环境污染影响常常被低估。

　　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由于不同国家收入水平不同，对环境需求也就不同。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可以“在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污染产品，在高收入国家消费这些产品”。目前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关系基本如此。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还远离可以把高污染产品转向其它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到了“可转”水平，以那时中国的需求量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规模，有可能无处可转。因而，环境恶化的曲线上升区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经济较高增长难以抵消现实的环境破坏。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必须减排。

　　3 中国能源现状和主要问题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2006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5.5亿吨油当量，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4.7%，低于第一位的美国(能耗总量为23.4亿吨油当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22.2%)，而远高于第三位的日本(5.2亿吨油当量，占世界消费总量5%)。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者和消费者，占世界总产量的37.4%;世界第二大电力生产和消费国，2006年预计电力装机将达7.2亿千瓦;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者和第三大石油进口者，预计2007年原油进口依存度将达50%。

　　中国的能源动态表明能源消费增长过快。2003到2006年间中国能源年消费总量都是双位数增长。原煤消耗从2000年的13亿吨升至2006的23.7亿吨。同一时期，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了一倍。2006年新增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近年的石油消费量平均在7.0%之上。这是因为与能源密切相关的主要原材料消费的快速增长，表明了城市化进程在加速。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而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005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68.7%，石油21.2%;而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平均比重仅27.8%。结果是，就整体而言，中国环境污染可能是世界之最。

　　虽然有长期能源短缺的预期，短期内能源产品过剩也会是中国的一个现实。过剩除了浪费资源，还会影响能源消费效率。能源部门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如电力行业中近90%以上为国企)。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能源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如何“做大“。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参与了“做大”，对供需状况的解释可以根据需要而定，足量的国内储蓄和国有银行也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扩张。以电力行业为例：即使目前电力过剩已经显现，如果中央政府愿意批准，仍然有很多国有企业愿意投资电厂，许多银行愿意贷款，许多地方政府愿意担保和参与。在四年电力短缺之后，电力供需在2006年已经基本达到平衡，并将在2008年出现过剩，过剩会鼓励电力消费。只要有一个电厂“过剩”，就一定会有寻求电力消费的努力。到今年4月，已经有14个省份无视中央政府的明文规定，“顶风作案”，自行出台了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电价措施。

　　中国能源价格被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不能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影响，是导致能源“过度”消费的根本原因。控制能源价格水平可能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但近期高耗能产业高速增长体现了能源的"过度"消费。以钢铁工业为例：2006年我国共出口钢材4300.7万吨，比上年增长109.58%，钢铁是高耗能产业。如果钢铁的出口能反映出本国的资源稀缺性，并且在环境影响已经内部化的同时还能盈利，当然有利于中国。然而，低能源价格和忽视环境治理使钢的出口可能"过度"，事实上是在将后代应当享有的资源拿来补贴外国人当前的消费，将对中国造成长期损失。

　　低能源价格导致对能源的低效使用。中国的工业能源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4年调查表明，8个主要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低能源价格鼓励了企业去购买能源效率低的廉价设备和技术。目前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37%，却是以低增加值和高耗能的方式实现的。由于能源资源的约束，以往和现在的能源低价政策是"过度"能源消耗的原因，这种政策会导致将来的能源价格更高。

　　能源市场至今仍然无效，无法正确引导能源投资。能源大短缺与大过剩的投资机制依然存在。中国能源行业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带有垄断性质，市场改革进展缓慢。包括石油、电和煤在内的能源价格改革进展甚缓，迄今尚未完成，并且在未来一段期间内可能仍然无法到位。能源投资和项目准入仍然需要政府批准;电价、石油产品价格和一定程度上的煤炭价格都由政府制定。因此，中国的能源行业基本上是政府垄断。

　　为什么与其它部门的改革相比，中国能源市场改革进展如此缓慢?能源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它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要对二十多年来中国9.5%的年均增长率总结出一个最有价值的经验，就是社会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预测的商业环境。社会和政治稳定支持了中国高速度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高增长又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稳定。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社会稳定绝对是头等大事，其它都次之，包括效率。能源的社会特性决定了能源市场改革进展缓慢，能源问题常常会被社会化和政治化。能源价格上涨是“双刃剑”。保证贫困人口满足基本的能源需求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个必须迎接的挑战。还应当记住，环境污染对穷人的杀伤力也往往超过富人所受到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