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雨的夜晚，聆听着窗外的雨声，翻开2009年度佳作《中国散文》目录，一眼就就盯住了耿立的《临终的眼：萧红》。
认识并喜欢上萧红，是从读她的《我和祖父的院子》（节选《呼兰河传》）开始的。那清新、质朴、自由的文字，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萧红。
静心拜读《临终的眼》，文字沉静无奇,却让人动心抽肺,文章末尾载有诗人戴望舒拜谒萧红时写下的《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语。
闭目静思,检视萧红短暂凄凉的一生，从1930年为逃婚离开家乡，到1942年客死香港，漂泊流离是她悲惨命运的主旋律。逃离呼兰河这个行为最终成为她命运的一个隐喻，她仿佛穿上了传说中的红舞鞋，丧失了停驻的理由，永远漂泊在路上。逃逸是她对现实世界所做出的一种叛逆姿态，也成了她规避如影随形的苦难的程式。
一、 逃脱父权社会的钳制
在萧红浸满了苦汁的31个年华里，家庭也好，社会也好，给予她的几乎都是令人窒息的冷酷。她生长在一个冷漠的家庭里，父亲被视为开明绅士,实则是一个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旧式知识分子。在她早期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是一个“冷酷，不苟言笑，贪婪，暴虐”的人，他对所有地位比他低、力量比他弱的人都非常冷硬，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家长。她在自传里写到，父亲整天沉着脸，“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母亲死后，父亲更是加倍的冷酷，“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萧红高小毕业，就要上中学了，可是没有人尊重一个女子自我发展的权利和愿望。父亲把脸一拉：“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她用沉默反抗父亲的权威，上学的梦想如愿以偿了，父女之间的裂隙却加深了，“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情感的动物。”正是读书机会的获得，才使她渐渐看清了历史套在女子身上的枷锁，也正是通过读书，积累了与传统社会抗衡的最初勇气和力量。她从心底排斥凌驾于她感情之上的包办婚姻，跟父权思想严重、强烈维护“清白门风”的父亲产生了严重的冲突。1930 年，她为了逃婚，出走哈尔滨，父女感情破裂。1931年，当她第二次从家里叛逃之后，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断绝父女关系。虽然从父权的钳制下逃脱出来，却遭到了亲情的放逐。甚至在她流落哈尔滨街头，饥寒交迫的时候，父女相遇，竟陌如路人。1932年，怀有身孕的她被未婚夫遗弃在旅馆，面临被卖到妓院的危险，父亲却狠心佯装不知。她在《祖父死了的时候》里悲凉地感慨：“过去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的。在这期间我知道了人是残酷的东西。”
一个不甘心被封建家庭窒息而死的女子，只能出走；而一个出走的女子，注定不能回头，一个为私情离家叛逃的女子更是绝对没有退路：只要她迈出一步，父亲的家门就在她身后永远关闭了。萧红是早就明白这一点了，即使在遭遇抛弃、告贷无门的凄惨境况下，也没有在弟弟的劝告下回家，她不能（一个未婚先孕的私奔女子不会被社会接纳）也不愿（回去意味着更严密的禁闭）回去:“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决不愿靠着立场与我极端不同的父亲豢养……”。她只能选择流离失所，不停息地寻找着一方能停泊的海岸，结果却发现历史的舞台上并不存在一个“美丽的新世界”，直到与蓝天碧水融为一体时，她的魂魄依旧在异乡的上空漂泊。
尽管在信念和价值观念上叛逆着父权，这个忤逆不孝的女儿却在心理上深深依恋着亲情，她在临终前，还对骆宾基说：“现在我倒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解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但是父亲在得知她病死的消息后，竟然无动于衷，面无表情。究其原因，“她所面对的早已不是双亲对幼女的冷漠，而是社会对一个不甘就范的女性的排斥。” 父权高高在上的封建礼教就这样冷酷地斩断了父女情意，侵吞了亲生女儿的性命。
二、逃离男权社会的樊篱
萧红虽然逃脱了父权的淫威，却逃不出男权社会的天罗地网。当被暴露在社会荒野中的她带着美好的幻想，躲进男人的怀抱，乘上爱情的方舟，驶向停泊地的时候，却不知已然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站在了心灵的断桥之上。走进她生命历程中的几个男人都不同程度地给了她许多痛苦，从未婚夫到萧军、端木蕻良，不仅没有使她得到救赎，反而让她陷入更深的苦难。她被引诱，被抛弃，在颠沛流离的战乱年代里凄惨悲凉地从一个男人之手辗转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两次极不情愿地在贫病无依的恶劣条件下经历了生育的痛苦。与她牵手共同抗击父权社会的盟友却给了她更致命的打击，她陷入了历史的吊诡之中：“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 （萧红《苦杯》之五）
两萧的传奇式结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在叛逆父权社会的路上，萧军曾给过她有力的援助，他们共同面对生存的危机。但是，当他们由同盟军还原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后，二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性别角色冲突。传统社会赋予他对妻子角色的期待和权力，而她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性别压迫，面对男权压力的坚硬和强大，她没有了援兵。她质疑萧军：有了爱，有了家，以后再有个孩子，这就是人生吗？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对传统社会女性角色定位表示出蔑视与挑战，她强烈抵触“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要与这个男性中心社会抗衡：人生并没有分着男人或女人的，如果我康健起来，我一定要试探试探人生的海！萧红凭着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受到文坛的推崇与赞誉，创作水平远在萧军之上。但是，这种抗衡直逼男人的优势地位，自然会造成男性中心社会的心态失衡，以大男子主义思想骄傲专横的萧军很是不屑于她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叛逆，他呵护着她，却轻视她的心智和能力:“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在他的“关爱”中，携带着粗暴的性别歧视：“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这种不平等的爱使萧红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人怎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无处寻觅庇护所，她只能选择日益隐忍，囚禁并折磨她的，是男权社会的天罗地网。两萧的冲突可以说：不全是情感冲突，而倒是某种“情”所无法左右的冲突，即女性与主导意识形态乃至与整个社会的冲突。在强大的男权社会的压抑下，她再次选择了逃离，像当初借助爱情的力量叛逃父权的钳制一样，她试图通过另一个男人作为社会和自我的中介展开抗争。
离开萧军，跟端木蕻良在一起，她受到了朋友们的质询与斥责：“你不能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吗？”她的回应姿态是倔强而又落寞的：“我为什么一定要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呢？因为我是女人吗？”她之所以那么被动和孤单，是因为她所试图逃离的不只是一个萧军，而是萧军所代表的“大男子主义”加“拟英雄”的小型男性社会，以及它带给一个新女性精神上的屈辱与伤害及被无视的实际处境。从一个男人爱的窒息中逃逸到另一个男人的身边，自我救赎的通道并没有打开，端木看不起她，鄙夷和嘲笑她的文章，他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从他那里得到的依然是精神上的折磨。她仍旧被囚禁在一张无形的罗网中，她痛切地感受到束缚和挤压，也做了强烈的反抗。然而，每一次的冲撞都只消耗了自己，那无形的网却毫发无损。
遭受着无计逃避的苦难的袭击，回顾千疮百孔的生命历程，她已然明白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结局早已写定的无援的战争：“我好像是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路的。”她只能宿命地通过确认性别身份来消解自己的人生悲剧：“我为什么生下来就是一个女人呢……我败就败在是个女人上。”她虽然能开掘自身的致命弱点，挖出深藏的女性集体无意识，却无力改变悲剧性的宿命，那生命的哀号成为历史的绝响：“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叛逃出父亲的家，不期然间又陷落到丈夫的家。面对着男权的压抑，萧红再度选择了离开，试图通过逃逸来打破禁忌与束缚。但是，男权社会的天空并没有一片可供女性飞翔的领地，她走不出早已布下的沼泽地，以失败告终。
读其书思其人，是许多人的毛病，我也不例外。读《呼兰河传》时，我在心里常常描摹萧红的神情容貌。该像《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敏感聪颖，但却没有她的尖酸刻薄；该像薛宝钗的宽宏大度，但却没有她的圆滑世故；该像史湘云的的率性坦荡，但却没有她的粗陋疏狂。但萧红自己说，她是苦命的香菱，在男人面前煎之熬之的香菱。
耿立的《临终的眼：萧红》，为我讲述了萧红的归宿，叹惋之余，甚感惆怅。原来，萧红更像一株柔弱的藤萝，她倾付真心柔情，只想依偎一棵坚实的大树，哪怕是嶙峋的岩石，风雨共担，荣辱与共。但最终，她却在孤苦无依中，寂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闭目静思,听着窗外沙沙的雨声，悠然，惆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