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以书传道”职业精神的形成与演变（2）

摘自《图书馆界》2009年02期

作者：姚倩

　　3 隋唐以后的国家藏书整理与“文治政策”

　　唐继隋后，出现了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得到恢复，雕版印刷术出现，文化事业有了相应发展。唐初得到隋旧藏八万余卷，唐高祖接受令狐德棻建议：“购募遗书”“数年间，群书略备”，并在重要官员魏征、长孙无忌等人的领衔下，编撰了《隋书·经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典籍的总结与整理。《隋书·经籍志》的作者有两种题法，一是《旧唐书》题为魏征等撰，二是《四库提要》将纪传与志分开，纪传题魏征等撰，志题长孙无忌等撰。总之，《隋书·经籍志》出于唐初重要官员之手，是继《汉书·艺文志》后中国古代书籍的第二次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图书馆人对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又一次重要贡献。《隋书·经籍志·序》开篇日：“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电；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最后强调：编撰《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姑且不论《隋书·经籍志》的作者是谁，毫无疑问的是，它体现了当时朝廷魏征、令狐德菜、长孙无忌等一批文化官员以书治世、以类明道的政治见识与熟悉古籍、擅长分类目录的学术素养。

　　宋时的文治与教化政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专职藏书机构形成，藏书场所不断改进，藏书专职管理角色进一步明晰。宋仁宗时期，翰林学士张观、宋祁奉命审查三馆、秘阁藏书，翰林学士王尧臣、欧阳修奉敕编撰藏书目录。南宋孝宗时秘书监陈马癸奉命编撰皇家藏书书目。宋宁宗时，秘书丞张攀奉命整理南宋藏书目录。宋时藏书整理的最大成果是编纂了四部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成为当时的重要政治教科书，统治者治世的重要历史之鉴。

　　清初从康熙至乾隆，在平定各地反清活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重视图书编纂、典藏整理的文治政策，乾隆时期下诏各省征书，次年成立《四库全书》编修馆，协办大学士纪昀任总编纂官，历经十年，编成《四库全书》。形成了对清以前官府与社会上公私藏书的一次总收集、总整理、总检阅。当然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清政府实施“文治政策”、寓禁于征的过程，例如，凡不利于清朝的文献遭到禁毁，凡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被篡改。但毕竟《四库全书》的编撰，特别是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以及专建七阁分七处收藏，为保存古代文化典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江南三阁建成时，乾隆皇帝下诏，规定一般士子可到阁抄阅，但不得私自携带出阁，反映了清代对知识分子思想教育的重视，既是统治者不断总结治政经验，实施“文治”政策的结果，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活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于纪昀亲自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收入的每部图书，皆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考镜源流，铸成了清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高度赞扬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纪昀身为清廷重臣，对撰写书目提要乐此不疲，按他自己的话就是因为能够实现“期于世事有补”的愿望。

　　4 历代民间藏书的传承与“尊书崇道”

　　中国古代民间的藏书整理源于春秋。从西周到春秋，文化格局发生巨变，“学在王宫”一变而为“学在四夷”，史官们不能再保持原有俸禄，掌管的图籍文献逐渐流散，“士”阶层应运而生，私人藏书开始普遍。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名家学者惠施“有书五车”。策士苏秦游说秦惠王不成，回家后“陈箧数十”发愤攻读。韩非子所著《五蠹》中提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士”阶层大量积聚书籍，四处讲学、在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文化主张的同时，进行了“以书传道、以书济世”的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例如，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通过“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力图拯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倡导恢复心目中的尧舜之道。墨子大量注释援引古文献《夏书》《殷书》《周书》《泰誓》《禹誓》《汤说》《周诗》《大雅》等，力图表达自己的兼爱、博爱理想。诸子百家对古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地位，也为后来的民间文献学家、藏书家注入了“以书明道，以书传道”的道德底线。

　　隋唐以前，汉末三国有曹曾处乱世“虑先文烟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南朝梁宗室萧静家中“散书满席，手自雠校”。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根据《梁书·五十一卷·处士篇》记载，《七录》的编撰者阮孝绪不求达贵，虽有遗财百余万，一无所纳，尽归他人，凡亲友贵显屡至其门，阮孝绪常逃匿不与相见，终身以书为乐，认为：“夫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其尊书崇道精神为当时名流所钦佩，死后谥号为“文贞居士”。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开创了私撰目录之先风。

　　北宋进士尤袤，官至礼部尚书，据《宋史389卷》记载，尤袤不仅勤奋政事、忧国忧民，而且视书如命，勤读勤抄，常闭门谢客，日记手抄，网罗各种图书，久之藏书逾万卷。所撰书目《遂书堂书目》开创了后世版本学之先风。其中对书的描述“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已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生活的写照。

古代民间藏书家、目录学家的成就往往非一人之力而成。例如阮孝绪的《七录》背后有刘杳的慷慨赠予。刘杳曾为太学博士，喜好藏书，当他获知阮孝绪已着手编制《七录》，毫不犹豫将自己抄集资料全部赠予阮孝绪，这种不隐秘所得、成人之美的情操表现了古代图书馆人应有的“甘为人梯”胸怀。又如，宋时著名藏书家晁公武的藏书形成亦借助了四川转运使井度之力。井度天资好书，任官时，常以俸禄之半传录异书。井度积二十年藏书，全部赠与晁公武，晁公武从此成为有巨量藏书的名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序》中忆及此段往事说到：“夫世之书多矣，顾非一人之力所能聚……”。并提到：“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岂敢效二三子之博闻，所期者不坠家声而已。书则固自若也。傥遇其子孙之贤者，当如约。”其中，爱书惜书、日夕躬耕以及对子孙守护藏书的殷殷期望跃然纸上。

　　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对书籍尤其古籍的喜好达到了不惜重金求购征集的程度。如明代汲古阁毛晋曾张榜于门：“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两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晋的藏书常常盖有一印：“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古代藏书家这种强烈的“尊书重道”“以书传于子孙”的职业精神使得大量古代典籍得以代代传承并保存到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