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以书传道”职业精神的形成与演变（1）

摘自《图书馆界》  作者：姚倩
　[摘要]在中国，图书馆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发源于古代藏书楼，形成于近代公共图书馆，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职业精神与道德传统，这就是以书明道、以书传道、以书修身、以书治国的大任精神，这种精神凝聚了图书馆职业活动的特有价值，也是古代图书馆人职业活动的道德支柱。本文旨在探讨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形成及其变化，倡导恢复传统图书馆“尊书重道”的职业精神。
　　[关键词]以书传道；图书馆员；社会角色；职业精神；图书馆史
　　图书馆因书而生，因藏而起，因读而兴。从西周秉笔书史、记载先人训诰、整理治世典章的宫廷史官，到汉魏晋时奉皇帝之命征集整理天下藏书的朝廷重臣，从唐宋之后享有朝廷优厚俸禄专职管理国家藏书的馆阁学士，到明清之际藏书楼里皓首穷经的民间文献学家，多半是怀揣“以学修身”“以书传道”的强烈使命感，信守“广求天下图书”“穷尽治国之道”的职业精神，为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发源与传播、藏书楼的形成与兴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古代藏书楼消失，近代图书馆出现并涌入大量以开放服务为职业的普通管理人员后，图书馆员的职业角色、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图书馆的馆藏载体、业务活动范围、服务理念等与近代图书馆相比再次全然不同，出现大量技术层面的活动。本文力图深入挖掘社会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下图书馆员职业角色的变化，从中寻求古代图书馆职业性活动的辉煌传统。同时，强调尽管今日图书馆员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尊书重道、以书传道、以书修身、以书育人”的精神，始终是图书馆职业的存世之道，立足之基。
　　1 远古掌册史官的“明经”与“传道”
　　翻开司马迁的《史记》，中国的历史始于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经过夏禹，再到殷、周。到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古代文献的形成经历了漫长演变过程。随着史料档案的保管、流传、整理，特别是古人口述、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的记录与整理成文，历史与传说演变成了后世的文献，早期留下的文字与档案成为文化的发源，在漫长的文献演变过程中，早期的文字记录者、档案管理者、文献整理者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远古掌册史官作为早期文化发源中记载、解释、掌管文献典册之人，可以说是中国远古时期图书馆员的先驱。他们作为专门保管典册、记载典制的官吏，受命于朝廷，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包括天子、诸侯的言行与活动。据《周官》《礼记》记载：大(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握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作为当时最博学之人，也是当时掌管典籍档案的专职人员。他们手中握有国家档案、地图、户籍、王室家谱，其社会作用举足轻重。他们通常具有超群绝伦的才华，知识渊博、通晓古今、明了兴亡之道，同时，具备“书法不隐”“能道训典”“墨笔操牍”的职业精神，如晋国董狐、史墨、齐国齐太史三兄弟、南史氏、楚国左史倚相等。据说，每当一朝丧乱之际，史官们常常带着他们所掌管的典籍文献投奔新朝。如《吕氏春秋·先识览》载有：“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特别是曾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的老子，作为当时主管图书收藏及管理的史官，晚年见周室没落，西去函谷，退隐著下《道德经》，言简意赅，以“道”阐明万物之演变，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其中，“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等经典语言不仅是阐明道德之义，更是老子“以身为天下”崇道精神的体现。中国远古时期的掌册史官，不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形成，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也成为后来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官员的效仿榜样。
　　 2 先秦至隋图籍的“散而复聚”与“以书治世”
　　古代中国，文化典籍曾经遭遇多次兵灾、战争、动乱，散失亡佚无数。然而，伴随每一次藏书散失之后，常常又出现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图书收集、整理与聚合。特别是新王朝、新政权建立，总会有一批文化素养与学识深厚的朝廷命官奏请聚书，开展了大规模的书籍征集、整理与编撰活动。正是这批朝廷文化官员凭着“以书治世”“书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与职业精神，推动了中华文化典籍的“散而复聚”。
　　如西汉开国重要功臣萧何，还在楚汉相争之时，“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曾为秦朝御史的张苍，精通律历，明习图书计籍，管理过秦皇家藏书，从汉后专门负责汉初章程的制定与法律书籍整理。此外，还有名相名将“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武帝时，有丞相公孙弘奉武帝之命“建献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汉成帝时，派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类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特别是刘向、刘歆父子二人，在为朝廷辅政的同时，专心研思古代经典著作，编撰《别录》《七略》，完成了中国古代重要文化典籍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与整理。
　　东汉班固作为刘氏学风的继承人，第一次将藏书目录附于史书之后，使得刘歆《七略》赖《汉书·艺文志》得以保存。《汉书·艺文志》开篇提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日：‘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该序究竟源于刘歆《七略》、还是班固所撰，无法考证，然而却深刻表达了古人编制图书目录所蕴藏的道德追求与职业理想。
　　隋时秘书监牛弘因痛心古代书籍的散失，专门奏《请开献书之路表》，不仅陈述了古代书籍遭受的五次厄运，赞扬了历代注意搜罗与典藏书籍的君主贤明，还深刻阐述了书籍与国运之昌隆、世风之清明的密切关系，以汉初陆贾告诫汉高祖‘天下不可马上治之’之理说服隋文帝下诏求书。指出：“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义，文字生于仓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
之本，奠此攸先。……勒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所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牛弘的建议得到当时统治者隋文帝的采纳。由此，隋时国家藏书盛极一时，并复兴了专重文教之风。牛弘本人此后官至礼部尚书，仍然请修明堂，定礼乐制度，修撰《五礼》百卷，对复兴儒家文化起到重要作用。
　　唐以前雕版印刷术尚未出现，图书以写、抄本(卷)的方式流传，图籍散失亡佚之后的重聚，常常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搜集，还需要一批擅长目录之学的人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校勘、整理、缮写、编目、分类等。正是有了萧何、张良、韩信、公孙弘、杨仆、刘向、刘歆、班固、郑默、苟勖、李充、王俭、牛弘等一批朝廷重臣的重视、奏议以及他们的亲力躬行，不仅开创了马上打天下，文化兴盛世的重教重文之风，而且在中国文化史立下了保存古之遗书的不朽功绩。